高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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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中国古文字的“活字典”之誉。1916年7月出生于北京,1937年肄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45年肄业于辅仁大学研究所史学部。历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研究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研究员兼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硕士导师等职。2009年12月7日11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中文名
高景成
国    籍
中国
民    族
出生日期
1916年7月
职    业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主要起草人
主要成就
中国古文字的“活字典”

高景成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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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成
——见证新中国汉字简化和整理的历程 人物档案
高景成当选过九三学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支社副主任委员,受聘过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论文答辩委员,系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北京语言学会会员。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仍在通行使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字。长于甲骨文、金文的辨认、破译与断代的他在业界被称为“活字典”,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却遗漏了他的踪影……
他就是淡泊处世的语言文字学大家高景成。在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的专著《金文编》中曾有10余处提到高景成所辨认的金文字成果,著名甲骨文学家董作宾的专著《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对高景成关于甲骨文的研究特别推许,著名语言学家胡厚宣曾在高景成一份登记表中称赞其关于岣嵝碑文的研究“见解不凡”……
全国各地的语文专家、文字改革工作者纷纷呼吁: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
简化汉字的思潮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到北平,共商新中国建国大事。在这一新形势下,全国各地的语文专家、文字改革工作者纷纷写文章、出书刊,互相联络,呼吁团结合作,希望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恢复一度沉寂的文字改革事业。当时,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之一黎锦熙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交换对文字改革的见解。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0月20日,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1951年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马叙伦主持。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四声。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吴玉章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
1955年4月,组织上考虑到高景成在语言文字上的研究成果及对文字研究的热情,将他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调到成立不久的文改会工作,年内辞典处也改属文改会。“文改会虽属国务院管理,但工作人员不多,由社科院代管。于是,我们九三学社成员也并入社科院支社,我为副主委,退下来后被推举为顾问。在这个组织时,我获益很多,很受教育与激励。”
为了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研究文字改革的方针,促进文字改革工作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和文改会于1955年10月15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有关机关、人民团体和部队的代表207人。“我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9天,会议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高景成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讨论文字改革问题的会议,标志着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研究准备阶段的完成而进入了全面实施的阶段。
将544个繁体字简化为515个简化字

高景成《汉字简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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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经过6年多的摸索和努力,到1956年各方面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各种工作逐步展开。这一年1月1日起,全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中将544个繁体字简化为515个简化字。
鲁迅先生曾把繁难的汉字比做劳动人民面前的一道“高门槛”。几千年来,汉字经历了多次的演变,由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直到楷书,总的趋势是沿着字形逐步简化、表音成分逐渐增加的方向发展。文改会最初关于简化字的工作部门是汉字整理部。在这个部门,高景成参与了简化字、异体字、常用字、通用字等关于字形、字数等整理方面的工作。高景成说:“中国的汉字简化早已有之,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隶书、楷书,这里头相当一部分是简化字。这个简化方案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行的、约定俗成的简化汉字,所以推行起来比较顺利。”规范的简化汉字公布以后,大大激发了劳动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汉字的热情。
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于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召开了10次会议,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为了把方案审核修订好,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有周有光等委员16人。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周有光接受记者采访时对高景成赞不绝口:“我们的工作常常要知道古文字的情况,我们特别重视古音的变化什么的。他在文改会有功劳,他的古文字功底强,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古文字资料,他人也老实、踏实,特别认真,当年的《文字改革》杂志发表过他一些有分量的文章。”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经过讨论后,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酝酿已久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这其中也凝聚有高景成的一份汗水与智慧。
简化字易学易用,为亿万人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简化汉字总表》的重新发表
从1966年6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多数委员和专家受到迫害,语言文字的应用在社会上出现了混乱局面。高景成记得,从1966年6月2日起《人民日报》报头取消了汉语拼音,其他报纸、期刊也先后不用汉语拼音拼注报刊名称;7月,《文字改革》杂志和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停刊,8月,《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栏停刊。
1969年11月,高景成和周有光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据悉,去干校时不准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高景成带着家属来到了这里。那个地方非常荒凉,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到处是荒沙,高景成不禁吟诵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干校的管理实行军代表管理制,干校的运作基本上处于半军事化状态。高景成对此也不是很习惯,在干校他什么活也不会干,大家认为他是“书呆子”,主要工作就是“看水渠”,再就是写思想汇报、写检查,一直想回北京,但什么时候能回去心底没谱。
1972年的一天,毛泽东向周恩来问起学者黎锦熙近来的情况怎么样,得知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时,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再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时,黎锦熙如实说:“我书房里能有一个人帮助整理整理就好,最好是文改会的高景成同志能协助我,他业务熟,责任心强。”于是,高景成提前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
在这一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找了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文改会副主任叶籁士谈话,决定从干校调回部分干部,开始恢复文字改革工作。高景成说,这一年各地开始恢复推广普通话工作。“10年动乱后期,文字改革工作有所恢复,但是仍受到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步履蹒跚。”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恢复。1978年3月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学校试用简化字的通知》,决定全国统编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自1978年秋季起一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在使用过程中被发现有缺陷,在推出后遭到批评和抵制,后被废除。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86年1月6日到13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一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了《简化汉字总表》,对1964年的总表做了个别调整。从此,汉字的形体基本稳定下来。高景成说,简化字易学易用,为亿万人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这个使得社会用字有了遵循、有了依据,减少了混乱,而且有利于现代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高景成注意毛主席诗词中的“烂熳”有些偏僻,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烂熳”与“烂漫”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末的经典名言句。该词写于1961年12月。梅花是中国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物象。毛泽东以一代大诗人的风范,出手不凡,一首咏梅诗力扫过去文人那种哀怨、颓唐、隐逸之气,创出一种新的景观与新的气象,令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1963年12月的一天,高景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看到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卜算子·咏梅》,十分欣喜,被毛泽东的诗情所感染:梅花在诗人眼中是一名战士,以诗言志,借梅寄志。但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高景成无意间注意到词中的“烂熳”有些偏僻,觉得最好用“烂漫”一词。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高景成感到自己有责任向出版单位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细细一想,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联系沟通可能反而不妥,一开始将这事“公开化”不好,不如直接向主席写信指出来。这时,高景成又有些犹豫,主席在人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最大的权威,如果自己一不小心触犯了这位英明、伟大的领袖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时的民主气氛比较浓厚,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正在全国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整个知识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色满园”的繁荣景象,文艺理论批评也跟着活跃起来。想到这些,高景成不免有些心动,很想给主席写封亲笔信,但转想到历史的政治运动不断,他又有些犹豫。
当夜,翻来覆去想了又想,高景成难以成眠,最终还是起床提笔写了起来。在信中,他诚恳地向主席说明:与“烂”搭配时,最好用“漫”,不用“熳”或“缦”,前者是正形字,后者是异形字,尽管意义都是“色彩鲜明、艳丽”。
次日,高景成用一个大信封装上,跟夫人孙金钰说:“提出这个问题,要是提得不好,可能要受到处理的。不论如何,我豁出去了。”夫人知晓高景成的脾气,笃信真理,看准了的说一不二,听后她也没有作声……
不多久,高景成的儿子高元曾买公交车月票时,发现月票背面印制有一首《卜算子·咏梅》,很快他注意到“待到山花烂漫时”的“漫”字,十分高兴,心里顿时明白了。虽然主席没有给他回信,但显然那封信起了作用。
笔者在中央档案馆印制的毛泽东有关《卜算子·咏梅》书迹的复制品上发现,原稿中的文字的确是“烂熳”。同时,记者注意到,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2002年3月1日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推荐使用“烂漫”,指明“烂熳”与“烂缦”都是偏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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